鹤发童颜笑看95年风雨 | 欧葆庭长辈专访x高润斌

高润斌｜PROFILE

我叫高润斌，今年95岁，1927年出生，江苏宜兴人。1948年春节到南京直至现在，在南京生活了70多年，是十足的南京人。

我出生在江苏宜兴县，出产陶器的地方。宜兴文化教育很发达，自然环境也很好。山灵水秀，离太湖十几里路，有专门的一条河通到太湖去。我们南面不远处就是山，山上流下来的水很清，水里面的鱼都看得见。我们都能看到大的黑鱼带着一群小的黑鱼。我们夏天会到河里游泳，我小时候也喜欢到河里钓鱼。

我父亲是大学毕业生，当过律师，做过生意。母亲就在家里面持家。家里面的事情都是母亲干，母亲能干农活，能干家务，菜烧得很好吃。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不大，受父亲的影响大。我父亲因为当过律师，在乡里面很有地位，写得一手好字。

小学就在家附近一个小学一直上到四年级，后来到比较远的专门产陶瓷的镇上，上五年级和六年级。上五年级的时候抗日战争开始了。那时候我们父亲在苏州做生意，我就又到苏州上完小学六年级。从初二开始就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三战区上学，从初二读到高一，抗日战争胜利了。

那个时候我们面临临头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大学的问题。那个时候上大学不像现在，那个时候都是学校个别招生。当时考大学的热潮真的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今天，中央大学在南京招生，到南京来考试，上万人都是在一个地方考中央大学。明天浙江大学在杭州招生，大家又从南京到杭州。国立大学不容易考上，我的学习是中等的，最后考上南京一个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因为我从小就对农业感兴趣，而且金陵大学的农学院是全国有名的。

我在金陵大学，碰到一些地下党的同学，他们看我比较追求进步，就把我们吸收在地下党周围。那个时候，用一些革命书籍吸引我们，比如艾思奇的哲学，我很庆幸得到启发。

1949年，国共和谈，但实际上国民党不是真正要和谈，而是为了拖延时间，李宗仁只想自己当权。为了要揭露国民党的假和平，在南京爆发了“四一南京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积极分子，都卷入到革命的洪流中。我们跟国民党做斗争，没有几天，到4月23日，南京解放了，解放军进城，接管政府各个部门，干部力量不够，因此从我们学校地下党员、积极分子中找人参加接管工作。那时候自己好像也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一样。

那个时候没有多久就组织同学参军参干。第一是组织同学到南下服务团，是到福建、广东等地做干部。第二是组织西南服务团，这些同学都是到西南去，到四川、云南、贵州去当干部。最后一个就是参加空军，到后来就是参加抗美援朝。那时候解放军组织的活动我们都积极参加，我们一些进步同学都很积极。但是因为要留下骨干在学校里面影响学校，所以没有允许我们都去。

我正式参加工作，组织把我派到南京九中。当时人民政府决定把金陵中学和弘光中学从基督教和天主教手中接管过来，办成后来的第九中学和第十中学。因为这些学校是教会学校，所以影响和控制这个学校，靠的不是行政命令，是靠我们群众。我们当时去了三个人，一个校长，一个人事秘书，我是团委书记，管学生工作。老师还是原来的老师。从此以后几十年我就一直在学校里面，一直到离休。这个当中，我教了很多课。教政治课、因为我是学农业的，没有老师的话，我也教生物课，后来又教化学课，因为我曾在上海读了一年化工系，后来教英语，因为金陵大学好多是外文课，也学了一些外语。一直到1956年，提拔我为二十五中校长，又从九中到二十五中。

文化大革命以后，下乡上山，因为出身不好，同时是干部，需要带头。从1969年开始，把我下放到农村。在农村，校长不当了，但还是当老师，我是骨干教师。化学、生物、英语、政治课都教，一共待了九年多。1978年回来，因为是下放的，不能回到原来的学校，就先到龙潭中学，过了两年才调回南京城。当时调我到玄武湖中学，我走以后，这个学校改成了玄武中专。后来我又调到迈皋桥中学当调研员，一直到离休。